那一晚，我睡得极不安稳。身体的高热虽已退去，但精神上的震荡却远比病痛更让人煎熬。梦境光怪陆离，一会儿是陆砚深冰冷审视的目光，一会儿又是他守在床边疲惫的侧影，最后总定格在周姨那双意味深长、仿佛看透一切的眼睛上。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便挣扎着起床了。高烧后的虚弱感依旧如影随形，脚步有些虚浮，但我必须起来。旷工一天已是极限，我不能给他留下任何“不堪重用”或“借病怠工”的口实。尤其是在经历了昨晚那番惊心动魄的“特殊照顾”之后，我更需要用无可挑剔的工作来重新划定我们之间那道似乎已经开始模糊的界限。

洗漱时，我看着镜中自己苍白憔悴的脸，眼下有着淡淡的青黑。我用力拍了拍脸颊，试图让气*看起来好一些，然后换上了那套浆洗得笔挺、象征着身份与距离的保姆制服。柔软的棉布触感此刻却像一层冰冷的铠甲，提醒着我现实的处境。

当我尽量放轻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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