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四年的初秋，北京城已褪去酷暑，却迎来了一场更为凛冽的政治寒流。孙传庭提出的“昭信股票”一经试点发行，立时在朝野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首批由皇商司及几位御用商人认购的股票虽迅速筹集了百万两白银，暂解了边饷的燃眉之急，但其带来的副作用也立刻显现。都察院内，弹劾孙传庭“聚敛苛民”、“与商争利”、“败坏朝廷体统”的奏章堆积如山。一些原本中立甚至略微倾向新政的官员，也对此等近乎“借贷度日”的财政手段感到不安，认为这非明君治国之道，长此以往，朝廷威信何在？

更棘手的是，民间对此反应复杂。部分精明的大商人看到了其中利息的诱惑和与朝廷捆绑的好处，持观望甚至积极态度。但更多的中小商贾和士绅则心存疑虑，担心这是朝廷变相加税的先兆，舆论多有微词。

这一日朝会，争论达到了白热化。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翰林跪伏在地，痛哭流涕：“陛下！祖宗之法，量入为出！岂可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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